《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的潜在能力的重要标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在新的奋斗征程中，高等教育必须精准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关键、重点，更看重系统集成、更看重突出重点、更看重改革实效，明确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任务，为统筹推进教育科学技术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刻把握改革规律，总结改革开放宝贵经验，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要坚持“七个聚焦”，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得出的深刻结论，也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抵御困难挑战的现实所需，要求我们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

　　第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的优越性要靠治理效能来彰显。当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各类利益诉求更为多样、问题矛盾更为多元，必须更看重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观照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通过制度明确责任主体，加强检查监督，强化改革举措的落实落地。以改革完善制度、以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以治理能力保障制度实施，形成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制度现代化。

　　第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创新深刻重塑生产力基本要素，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发展。这要求我们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要解放和发展技术上的含金量高和配置效率高的生产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破行业、地方保护等所有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提高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健全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传统产业全方面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等，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第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这要求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发展动力与安全保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与科技安全水平，推动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安全水平，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绿色发展与生态安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治理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为发展和安全提供制度保障，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

　　《决定》提出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六个方面的改革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方法论。我们要深刻领会“六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握改革的关键和重点。

　　首先，必须扛起以开放促改革的重大使命。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热情参加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内与国际规则相衔接，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加多国际优质资源进入中国市场，提升国内产业国际化水平。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拓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在压力测试等方面率先发力，推动以深层次改革畅通经济循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其次，必须锚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抓手。“七个聚焦”中经济体制改革是牵引，要善于运用市场思维，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火车头”作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产业升级体制机制、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全力发展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最后，必须把握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个内在要求。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单兵突进式、零敲碎打式改革根本行不通。改革要聚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以全面的视角看待问题，充分认识系统中各个要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从整体上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协同推进教育、科技、产业、社会等领域改革，注重宏观层面的规划与协调，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成果。

　　《决定》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部分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要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和关键重点，着力增强改革的自觉使命担当。

　　完善立德树人机制，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高校要坚持不懈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更好地发挥“大思政课”的育人优势，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效结合，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按照习的要求，做到六个“下功夫”：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强综合素养上下功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要坚持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教书育人各环节。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健全教师教育体系，着力提升高校教师教学、科研能力，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统筹推进教育科学技术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需要在统筹推进教育科学技术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高校要深刻领会创新人才是推进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升国家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关键力量，自觉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推动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教育培训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要逐步增强高校服务科技自强自立的使命担当，坚持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策源地，推动高校组建科研大团队，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深入推动教育评价机制改革，从评价导向上激励青年教师摈弃浮躁，甘坐“冷板凳”，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更加突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科技变革的目标导向，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加快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引导高校在不相同的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不一样高校有了不同的职能定位，决定了人才教育培训目标的不同。如研究型高校需要更看重拔尖创新人才教育培训和科学技术创新，应用型高校需要更看重实践教学和产教融合，职业技术型高校则要更看重职业资格认证对接和职业特色技能培养等。因此，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一方面需要高校把准办学定位，坚持内涵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从宏观层面加快形成分类评价的体系标准，通过分类评估、绩效拨款、资源配置等具体举措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分类评价、分类管理，引导各高校找准定位、特色发展，让不一样高校在不同赛道上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在各自领域中追求卓越、争创一流。与此同时，要基于区域差异推进分类改革，明确不一样的区域高校在特色发展方面的不同侧重，使得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效结合。要基于学科特点实施分类改革，对于基础学科要更看重给予基础研究支持和跨学科融合，鼓励十年磨一剑和原始创新；对于应用学科应更看重强化产教融合和行业对接，强化产学研合作，注重培育学生实践能力；对于新兴学科，要注重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跟踪和把握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创新教学模式，深化国际交流。

　　城市是科研机构、人才、设施等创新要素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自身的高水平发展离不开创新。城市的创新及发展，既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还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聚焦民生的方式促进机会公平、打破利益藩篱，让维护社会正义的机制更完善，持续性地疏浚社会成员上升发展流动渠道，确保每个个体都拥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线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